“职业暴露”保障列入上海艾滋立法

　　几年前从海外留学回国的Thomas是一名艾滋病病人，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一个普通的外科小手术竟然比艾滋病治疗还要难。

　　“但是，广州没有外科大夫愿意为我做这个小手术，因为我是AIDS患者。”躺在病床上的Thomas只能干忍揪心疼痛。

　　几近万念俱灰时，国外一些朋友通过私人关系，终于说服了北京的一家医院。只是，手术最终并未按常规的方式进行，原本应该切除坏死组织、植入人造组织的手术疗法，转而变成了“姑息疗法”。尽管前景未卜，Thomas仍觉得幸运，因为他至少还进行了“姑息疗法”，而他的病友们，遇到手术，“更多的人只能等死”。他见过不少这样的实例———肿瘤病人坐看癌细胞扩散，动脉血管瘤病人干等出血死亡那一日步步逼近。

　　“如果不是这个手术，我想，我现在已经不能在这里和你说话了。”12月19日下午，Thomas在采访结束时用一种异样的平静说了这句话。

　　“道德”与“暴露”之间

　　Thomas的病友们之所以“只能等死”，源于医务人员对于职业暴露的“怕”。

　　所谓职业暴露，就是指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及执行相关工作的过程中，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的血液、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非胃肠道粘膜，或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、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他锐器刺破皮肤，从而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情况。

　　“那是一种莫名的担心。”从事艾滋病治疗8年多的佑安医院感染科护士长付燕说，“虽然医生们都明白，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，血液、性和母婴，但消除恐惧，还是需要过程。”

　　付燕所在的佑安医院，是国内著名的专科传染病医院。她说，医务人员的“怕”可以明显体现在会诊上。由于艾滋病病人免疫能力较低，较常人易发生并发症和合并症情况，因此，常需要其他科室的医生进行会诊甚至手术，“这两年好多了，以前请会诊确实非常难”。付燕所说的情况实际上在国内普遍存在。

　　徐庆年是上海市艾滋病定点医院公共卫生中心感染科的医生，在该院服务的约4年内，他看了约上百个艾滋病病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