歧视比病毒更可怕！

　 5月12日，国际护士节。这天，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护士长王克荣，眼含热泪、从一个外国人手里接过2004年度英国“贝利·马丁奖”的证书。

　 当时坐在台下的一个艾滋病患者说：“看到她掉眼泪，我的眼泪也下来了。她真的太不容易了。”

　 “贝利·马丁奖”每年授予一名在中国从事艾滋病教育、预防、治疗和关怀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士。40岁的王克荣是荣获此奖的第一位中国护士。此前获奖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专家桂希恩等四位医生。

　 贝利·马丁基金会发起人、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·哥顿先生，在授奖词中表示，艾滋病人是一个特殊群体，他们的痛苦既来自医学上还难以治愈，更来自社会的歧视。护士的关爱对艾滋病人的心理影响尤其重要。中国有129万名护士，奖励王克荣，就是要彰显护理工作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价值。

　 仪式结束后，王克荣把一位艾滋病患者祝贺她获奖的花篮，放在皮肤性病科挂号处的台子上，立刻引起其他科室护士的不满：“哎哟，万一带着病菌怎么办？”

　 自1997年起，王克荣开始专门从事艾滋病人临床护理工作，旁人这样的态度，她已习以为常。“我们都这样，你想想，患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。说真话，有时歧视比病毒还可怕！”她说话时语调轻柔，没有加重语气，也没提高嗓音，听不出抱怨或谴责的意思。

　 最初接触艾滋病患者时，王克荣也很紧张。每次进病房，她都“武装到牙齿”：白大衣外面套上隔离服，帽子、口罩、橡皮手套一样不少。当时还有护士专门找来一副平光眼镜让她戴上，生怕有任何闪失。

　 “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，不过当时真是害怕。”王克荣说起那时的样子，自己先笑了。虽然上岗前都接受过培训，也知道遵守操作规程就不会有问题，但心理障碍就是克服不了。

　 这种情境今天仍存在。挂号处的护士说，有一天，120转送来一位患者，护送者个个全身武装，密不透风，把她们笑得前仰后合。

　 但有些事，护士们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
　 许多患者因查出HIV阳性即被单位开除；有的患者遭亲人、朋友唾弃，临死前也没人探望；更有的患者不敢在当地治疗，在北京一住多年，靠打零工、捡垃圾勉强维生。

　 “我们有一个感染者，他去医院看牙。医生给他钻牙时，他跟医生说，你小心一点，我是HIV感染者。”

　 这个医生立刻停了手上的工作，把手套摘下来，扔掉，然后转身走了。这个病人起初以为医生要采取什么防护措施，但直到下班，这名医生再没有出现。

　 “他可能是用了特别大的勇气才把这个话说出来的啊！”王克荣轻声慢语地说着。

　 自1987年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起，至今共有近千名患者在这里接受过治疗。尽管近年来国家对艾滋病防治加大了力度，但现实情况依然让人无法乐观。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（现改名为北京红丝带之家），曾在北京高校调查大学生对艾滋病的了解情况，相当一些学生认为蚊虫叮咬、共用餐具会导致感染。

　 也不是所有的恐惧和歧视都源于无知，知识的普及未必能完全消除歧视。这让王克荣觉得很无奈：“说起艾滋病，一些人印象已根深蒂固，你要把它们挖出来，再种上新的种子，真不容易。”

　 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因性接触被感染，病情几度恶化，先后住过四次院。有一天，王克荣查房，看见他坐在背对阳光的椅子上，整个人显得特别憔悴。

　 “王姐，我想和你聊会儿天。”小伙子说得很恳切。王克荣搬一把椅子，坐在他对面。

　 “每个人都有一死，但我不想死得这么难看。我希望参加个旅行团，去沙漠看看，然后一个人骑着骆驼，干干净净地死在沙漠里。这样，我在亲人、朋友的印象里，还是那个活泼的大男孩儿，谁也不会知道我得了艾滋病，也不会觉得我脏。”

　 小伙子穿一件黄色外套，因为背光，王克荣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觉得好像真的被他带到阳光下的沙漠，很温暖……

　 “后来，他自杀了。”王克荣静静地说。停了很久，她又轻轻加了一句，“那件黄色夹克衫，我现在还记得，真的很漂亮。”

　 “得了癌症的人，亲朋好友都会表示同情，还可能帮忙，可得了艾滋病，就见不得人了似的，提都不敢提。”她少见地提高了嗓音，“其实有什么呢？他是患者，无论染病的原因是什么”。

　 患者老王被查出染病已有5年，到现在，家里只有妻子和小姨子知道，和别的亲戚都只说身体不好。经济再困难，也不敢向亲戚张口。

　 老王现在是“红丝带之家”的志愿者。他说，最难受时，是确诊初期，每个患者都会经历一段精神危机。那段时间，绝大部分人不敢和家人说，也不敢和朋友说，只能向医护人员和病友寻求帮助。他现在做的，就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，帮助病友渡过那个难关。和王克荣接触多了，老王觉得她实在“太不注意了”。

　 王克荣经常和患者一起吃饭、聊天，尽管老王也知道这样不会传染，但是“作为患者自身有这种心理障碍”。一次，王克荣和几个患者一起吃饭，她忘记其中一位是回民，给他要了一份肉。意识到以后，她直接把那份菜从患者的碗里拨到了自己碗里。

　 “她做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。不是故意给谁看，或者表示什么，她就是这种人。”老王说，“这点最最可贵。”

　 现在老王和王克荣无话不说，比自己的亲姐妹还亲。去年6月，他因药物反应引发胰腺炎，住进南城一家医院。医院里那些刀子一样的眼光，让老王难受极了。他给王克荣打电话：“护士长，我住院了，你能来看看我吗？”

　 那几天，王克荣的身体也不舒服，可是从电话中她听出老王的情绪很低落。下了班她赶往南城那家医院，一进病房就看见这个40多岁的大男人哭了。

　 没想到王克荣回家后就发起高烧，后来被确诊为急性肾小球肾炎，不得不卧床休息。老王到现在还直懊恼：“我真后悔给她打那个电话。”

　 不过，王克荣认真起来也让老王受不了。老王早就是地坛医院的熟人了，有时候来就诊，他不想挂号，可要是被王克荣碰上，就是追进就诊室，也要把他拉出来挂号不可。

　 2002年，王克荣被选派到英国伦敦晨曦医院学习。晨曦医院是一所现代化综合医院，其所属的圣·斯蒂芬中心是英国最著名也是接待病人最多的艾滋病治疗中心。

　 在那里，最让王克荣感慨的，是他们从点滴细节中反映出来的对病人的尊重。

　 候诊室里飘着轻音乐、咖啡香，患者靠着沙发看杂志，使人恍惚觉得这里不是医院，而是谁家的客厅。和国内强调医护人员仪表、服装规范不同，医院里看到的人，基本都穿着便装，毛衣衬衫牛仔裤，医患之间惟一的区别，是工作人员胸前挂着标志身份的胸牌。他们认为，这样来就诊的人会感觉更平等和放松，更有安全感。

　 就诊室的房间都不大，医生与患者都是一对一，门可以从里面锁上。

　 在国内抽血都是病人躺在床上，护士站着操作，居高临下。而在这里护士是蹲在地上操作，与病人面对面平视。护士在抽血过程中始终和病人谈话：你抽过血吗？紧张吗？知道什么时间取结果吗？多压一会儿针眼，等等。医生查房也不是站着进行，而是坐在病人床上，拉着病人的手询问情况。

　 王克荣的手机里，有近100名患者的电话。“经常是短信联系，打电话太贵了。”她有点不好意思。即使这样，每月的电话费也要三四百元，超过她收入的十分之一。

　 王克荣至今记得，8年前，有一位30多岁的女患者，家庭经济条件很好，可住院后，从来没人探望过她。稍有空闲，王克荣便来到病房和这位患者聊天，并经常帮她做些取药、买日用品之类的事。

　 有一次闲聊中，患者提到好想吃西红柿。那时，她的身体已很虚弱了。下班后，王克荣特意到菜市场买了几个水灵灵的西红柿带给她。这位患者半天没说话，默默吃完西红柿后，突然掏出200元，一定要让王克荣收下。王克荣拒绝了。尽管当时她一个月的奖金只有100多元。

　 “我记得她后来和我说，护士长，你可能没觉得做了什么，可是对我特别重要。这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”王克荣回忆说，“其实，你和患者的关系就体现在一些细小的方面。”

　 虽然，她今天仍觉得自己做的大多是举手之劳，但换来患者的回报和感激，常常“不成比例”。

　 这位女患者去世时，王克荣一直陪在她身边。她换了一套自己喜欢的黑色衣服，听着佛教音乐，平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。她把遗体捐献给了医院，供医学研究使用。

　 当工作中压抑、无助、失败的感觉袭来时，王克荣就会想起这位女患者，还有现在“红丝带之家”里，像老王一样一边和病魔抗争，一边积极自救并助人的志愿者。

　 “他们没有抱怨社会、迁怒他人，反而是得到一点点尊重和照顾，就想着帮助他人，回报社会。我们是健康人，是医护人员，是职责所在，有什么可夸耀的呢？”她用始终轻柔平静的语调说。